4月9日下午，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去世了。噩耗传来，我心里无限悲痛。先生的大名还在我读中学时就知道了，但实际接触却是70年代以后的事。那时，我到北京语言学院（现改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）工作，曾在图书馆当了几年馆长。有幸与先生联系，得到了先生的关心与支持。
有次看望吕先生，说到了图书馆的事。他告诉我他在英国留学期间也曾在图书馆工作过，说这是一个好地方，可以看很多书，长很多知识。办好一个馆不容易，你们应该办出点特色来，让大家受益。正是先生这句话才使我下决心在图书馆设立“中国语言学家文库”，专门用来收集、整理、加工、保管中国语言学家的著作，并对外开放。以后，在一次会上见到了胡明扬先生。他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文学理论时的语文系的老师。是他告诉我吕先生封笔后考虑藏书的处理问题，并说已有几个方案，你们要是能接收过来再好不过了。当时，我院新馆已经落成，如果能把吕先生的书接收过来开辟专室陈列，既丰富了“中国语言学家文库”，又能为更多的人提供阅读和研究吕先生语言著作的机会，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我把这一信息和想法汇报给了院领导，得到了赞同和支持。很快院领导和我就拜访了吕先生。就在这次拜访中，我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。吕先生答应得非常爽快、干脆。说：“我留着也没用，你们拿去可以让更多的人看。书，就是让人看的。”事后，我曾向先生表示付一定报酬，遭到了先生的拒绝。我知道，先生著作甚丰，但生活极其简朴。穿的是60－70年代的卡其布制服，住的是从未装修过的50年代的旧房子，室内陈设也非常简单。过去的一些稿费他拿出作了青年语言学家奖金，最近要出的全集稿费据说又是分文不取。他给我们的书有近千册，尤其是他本人的著作或译著，从30年代到90年代，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，都极其珍贵。不付一定报酬似乎不合情理，但仔细一想，先生的这些珍贵书籍和高尚品质又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？最后，为了答谢吕先生，我们馆里作出决定：（1）整理印刷吕叔湘赠书目录；（2）编写出版《吕叔湘著作年表》；（3）在馆内开设专室保管、展览这些书籍，以作为永久性的纪念。在展室命名上，起初我们提出标出先生的名字“吕叔湘”三字，吕先生坚决不同意，并说：“你们不是在害我吗？这会招人骂的。”众所周知，先生大名蜚声中外，但一生却淡泊名利。这不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吗？
1993年12月24日是先生的九十华诞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要为先生举行庆祝会。值此，我们图书馆由陈忠同志执笔编写的《吕叔湘著作年表》，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了。当我双手捧着封面烫金的《吕叔湘著作年表》送给吕先生时，吕先生说：“让你们费心了。谢谢！”我说：“我们应当谢您才是，是您给了我们这个机会。您馈赠图书，嘉惠士林的无私精神，永远值得我们感谢！”在我离开馆长岗位退休之后，我没有主动和先生联系，但先生还惦记着我。1995年夏，正逢酷暑难忍之时，有家出版社提出要编辑《吕叔湘全集》。当时先生点了四个人的名，要求协助。其中有我一个。我知道先生要我参加，主要是我们编过年表，馆里又有完备的资料。每当想起先生的教诲、关心与支持，为先生尽一点微薄之力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因此，我遵命作了我应当做的事。
今天先生走了，但他的教诲和精神永远留在我心里。我深切地怀念他！
